繼余嘉錫之后，60年代后期，夏承燾也寫了一篇《岳飛<滿江紅>詞考辨》的文章，他除了贊同余氏的懷疑外，又從詞的內(nèi)容上找出了一個證據(jù)，即“賀蘭山闕”的地名所指問題。他認(rèn)為岳飛伐金要直搗的黃龍府，在今吉林省境內(nèi)，而賀蘭山卻在今內(nèi)蒙古河套之西，南宋時屬西夏，并非金國土地，此詞若真出岳飛之手，不應(yīng)方向乖背如此?這是一。如果賀蘭山不同于前人泛稱邊塞的“玉門”、“天山”之類，其入于史書，始于北宋。唐宋人以賀蘭山入詩，都是實指，明中葉以后也是如此，若以泛指釋岳飛的“乖背”，似也不通。此為二。

　　1980年，海內(nèi)外又掀起了討論這個問題的熱潮。如臺灣《中國時報》發(fā)表了孫述宇的文章，再次對《滿江紅》的詞作者提出了疑問。他首先指出《滿江紅》詞中用了自己的事跡和典故，如“三十功名”、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等等，是盡人皆知的材料，一個擬作者是很容易寫出這樣一首詞的。其次，他認(rèn)為《滿江紅》詞的格調(diào)，與已證實的岳飛另一詞《小重山》風(fēng)格迥異，前者慷慨激昂，英雄氣色橫溢，后者則是他多年征戰(zhàn)并受掣肘時惆悵心理的反映，相形之下，“《滿江紅》是一首有事跡、有心志，但沒有閱歷的詞”。

　　對此持不同意見的鄧廣銘、王起、李安等則從不同角度進(jìn)行了辯駁。鄧廣銘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，岳飛的《滿江紅》不是偽作。他認(rèn)為：第一，岳霖、岳珂兩代人沒有搜集到此詞，只能說明岳飛的后代在這方面有遺漏。據(jù)現(xiàn)有的史料看，岳霖父子也確有遺漏的實證。如《賓退錄》記載的岳飛的“雄氣堂堂貫斗牛，誓將直節(jié)報君仇。斬除頑惡還車駕，不問登壇萬戶侯”一詩，就不見于岳珂編的《家集》中，如果排除他們父子當(dāng)時沒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斷定是假的，那么，這首詩如果又因為《賓退錄》的失傳后而出現(xiàn)在明人的著作中，就能對此懷疑嗎?此外，從《滿江紅》反映的思想內(nèi)容來看，與岳飛其它詩文的內(nèi)容是一致的。如“誓將直節(jié)報君仇，斬除頑惡還車駕”，正是“待從頭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”的寫照，“不問登壇萬戶侯”，不就是“三十功名塵與土”的注腳嗎?又如《家集》中的一些題記，都是岳飛行軍作戰(zhàn)時隨時隨地記下來的，應(yīng)是他當(dāng)時真實內(nèi)心的記錄。岳飛既然有《滿江紅》中體現(xiàn)的思想，又有作詩填詞的本事，為什么不能填詞抒懷呢?第二，關(guān)于《滿江紅》詞中“踏破賀蘭山闕”的地理位置所指問題，他認(rèn)為“賀蘭山闕”是泛指而不是實指，與詞中的“胡虜肉”、“匈奴血”是指女真，而不是實指匈奴一樣，即指廣義的敵人。第三，如果《滿江紅》一詞的作者是王越，那為什么要嫁名于岳飛，而不夸耀自己的戰(zhàn)功呢?他寫的“踏破賀蘭山闕”是實寫，那么詞中的“靖康恥，猶未雪”句是可以泛寫的嗎?如果是“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勢和時代意識”，那么，這樣的亡國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體呢?如果撇開《滿江紅》一詞反映的整體思想，而糾纏在“賀蘭山闕”的地理位置上，似是難以令人信服的。

　　李安則針對孫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見。他認(rèn)為從史實和詞的內(nèi)容對照看，“三十功名塵與土”，可知是在岳飛30歲或30歲前后有感而作。岳飛30歲時，正掌朝廷方面大權(quán)(公元1133年)，“因責(zé)任重大，身被殊榮，感動深切，乃作成此 壯懷述志的《滿江紅》詞”;而岳飛20多歲從軍、30多歲時從九江奉旨入朝，“計其行程，足逾八千里”。與詞中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之句同。岳飛30歲置司江州時“適逢秋季，當(dāng)?shù)囟嘤?，故在詞中有‘瀟瀟雨歇’之句”。因此，《滿江紅》是岳飛“表達(dá)其本人真實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”。他還就《滿江紅》與《小重山》兩詞的格調(diào)問題作了探討，認(rèn)為兩詞作于不同的時間，格調(diào)自然不同，不能以此非議作者。

　　綜上所說，《滿江紅》詞到底是不是岳飛作的?論爭雙方都持之有據(jù)，很難統(tǒng)一。這場爭論還可能繼續(xù)深入下去。不過，爭論的雙方都比較一致地肯定這首詞的思想價值和歷史作用。

　　作者簡介

　　岳飛(1103—1142)，南宋抗金名將。字鵬舉，相州湯陰(今屬河南)人。官至樞密副使，封武昌郡開國公。以不附和議，被秦檜所陷，被害于大理寺獄。孝宗時追謚武穆，寧宗時追封鄂王，理宗時改謚忠武。《宋史》有傳?！吨饼S書錄解題》著錄《岳武穆集》十卷，不傳。明徐階編《岳武穆遺文》一卷。詞存三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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