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慶街的“四大天王”

　　很不巧，我們到達(dá)吉慶街的時候，麻雀已經(jīng)回去了，老通城因為身體不適沒來，“四大天王”在場的只有黃瓜和拉茲。拉茲戴著一頂黑色牛仔帽，上面赫然入目印著“四大天王 拉茲”的字樣。他背著手風(fēng)琴，綴著閃閃發(fā)光的耳垂，在客人群里穿梭彈唱，談笑自如。

　　吉慶街，長170余米，寬9米。兩旁的人行道，若是清晨時分看來，是一條標(biāo)準(zhǔn)的兩車道，容得下兩輛卡車并行;而在夜晚時分看來，則是一個擁擠不堪的市場，人行道上擺滿餐桌，客人紛紛就座，身著唐裝旗袍的服務(wù)員喜迎來客。即使桌與桌之間的空隙，也被賣花姑娘、擦鞋工和藝人們占滿。

　　人不分南北，客不論東西，在吉慶街，無論你是什么樣的人，也不會有人停下手中的杯筷來觀望，一切都再平常不過，“陶紅拍《來來往往》時到這里體驗生活，我們還是該干什么就干什么”。左邊的一桌是一群老外，他們拿筷子的姿勢一點都不笨拙;右邊是北京來的客人，據(jù)說，他們經(jīng)常在周末打個“飛的”跑來武漢，住五星級酒店，然后只為到吉慶街宵夜;前面，是本地的一家人，大人帶著小孩，妻子一邊給孩子喂食一邊抱怨太吵鬧。

　　若是不吵鬧，又怎么叫吉慶街。入口處的一副對聯(lián)上寫著：“吉云照影觥樽盡顯生活秀，慶雨映燈弦歌舒展歲月稠。”稠長的歲月里，觥樽交杯間，弦歌之聲中燈籠映照著每個來客的臉，生活秀，多么貼切的形容。

　　這里的吃食并沒有什么特別，換句話說，這里能吃到的，別的地方都能吃到。但是這里能看到，能享受到的，別的地方卻沒有。從每天下午五點開始，到次日凌晨，吉慶街上演著一幕幕交響曲，京劇、黃梅戲、湖北大鼓、二人轉(zhuǎn);琵琶、二胡、薩克斯、葫蘆絲;通俗、民歌、搖滾、歌劇……無論是離我們生活很遠(yuǎn)瀕臨滅絕的劇種，還是唱臭大街的《兩只蝴蝶》和《沖動的懲罰》，在這里，你只須花到十塊錢，就能聽到字正腔圓的演繹，用一位藝人的話來說，“你買張正版CD還要好幾十塊”。

　　單曲10元，樂隊合唱30元，漫畫20元，素描40元，“單個娛樂項目不超過50元”，這就是吉慶街的消費標(biāo)準(zhǔn)。當(dāng)然，你還可以還價，“十塊錢三首，唱不?”假裝猶豫片刻，然后爽快地成交，三首唱畢，十塊，走人。也有不肯減價的，“老板，我唱不好，你叫聲停，你一分錢不把我走人。我唱得好，老板你就多賞點。”把氣一沉，嗓音一開，豐富的表情，不輸于舞臺上的歌星。“歌星還有假唱的嘛，我們吉慶街沒有。”多半，藝人唱得如癡如醉，客人聽得心花怒放。

　　時光倒退二十年，這里不過是個極普通的排檔口。上世紀(jì)90年代初期，開始有藝人來這里獻(xiàn)唱，伴隨著擦鞋工、賣花姑娘和琴童的進(jìn)駐，吉慶街逐漸形成了規(guī)模。人多的地方，勢必混亂，酗酒斗毆的事件層出不窮。政府幾度取締，然而吉慶街就像頑強(qiáng)的小草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(fēng)吹又生。武漢本土作家池莉在小說中寫道，吉慶街每取締一回，其實是無形中為其做了一次廣告。政府意識到堵不如疏，于是在2001年介入管理，并進(jìn)行整頓清理，所有藝人經(jīng)考核后持證上崗，并實施嚴(yán)格的管理制度。

　　吉慶街的藝人，也是分實力派和偶像派的。最早，這里是江湖藝人的天下，吹拉彈唱無所不包。很多擦鞋工看著唱歌好掙錢，于是紛紛放下鞋架，買一把吉它或者二胡，找個老師練練嗓子，一兩個月后再出現(xiàn)時，已經(jīng)儼然是“藝人”派頭，哪怕還只會彈一個和弦，有的甚至連音都從來沒調(diào)準(zhǔn)過。當(dāng)然，吉它對他們而言只是一件飾物，客人們需要的，也無非是即買即得的快意體驗。唱上一段時間，感覺唱歌太辛苦，而且畢竟是“速成班”的，既不叫好也不叫座，還是干回老本行，接著擦皮鞋好了。也有趕時髦的，從“藝人”搖身一變成為“攝影師”，拿著一部相機(jī)，“照相容易學(xué)嘛，只要會按快門，賺得不多，不過不辛苦。”

　　吉慶街的名氣越來越大，客人越來越多，藝人們的“出場費”也逐漸有了高低之分。為了能拿到更高的“出場費”，開始有人以“天王”自詡，一時間，吉慶街遍地是天王，客人飽受偽劣“天王”之苦。在藝人們的自發(fā)組織下，吉慶街評選出了公認(rèn)的“四大天王”：麻雀、老通城、拉茲、黃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