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不能不欽佩米開朗基羅：他創(chuàng)作了許多作品--盡管遇到了無數(shù)的障礙。在這些作品中體現(xiàn)了“一股象颶風一樣兇猛的強大生命力”。羅蘭英雄傳記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肯定痛苦，而是在于克服痛苦，戰(zhàn)勝痛苦。這一勝利羅蘭本人并不是輕而易舉地取得的。后來他在《伴侶》集的引言中寫道："……在我的《米開朗基羅傳》的序言中，我不無痛苦地對基督教的悲觀主義表示了抗議，我十分清楚在自己身上和在別人身上的這種悲觀主義……?因為它導致了對人類進步的否定，而反動勢力卻同它結(jié)成聯(lián)盟。誰同反動勢力作斗爭，誰就應該同悲觀主義作斗爭；我在自己心里也在同它作斗爭，所以這絕不是一件極其輕松的事！這一斗爭的痕跡在《名人傳》中是顯而易見的。羅蘭思想上的矛盾，與其說是表現(xiàn)在他把自己主人公遭受的痛苦放在首位，倒不如說是表現(xiàn)在他多處（特別在《米開朗基羅傳》中）抽象地、超歷史地論證了這一痛苦，并把它解釋成為是人所具有的，并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(zhuǎn)移的非理性熱情的影響?？墒窃凇睹藗鳌分?，現(xiàn)實主義地、歷史主義地看待人這一點得到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和更有力的肯定。在羅蘭創(chuàng)作的傳記中的每一個主人公，最終都是被作為自己民族、自己時代的產(chǎn)物加以描寫的。他們中每一位的痛苦經(jīng)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偶然事件的影響和人類天性的內(nèi)在氣質(zhì)造成的，而是由社會的殘酷規(guī)律造成的。在這樣的社會里，一個藝術家跟大多數(shù)人民一樣都是處于從屬地位，都是在被奴役的人之列的。一個偉大的藝術家，作為非正義的犧牲品，作為社會壓迫的對象的這種主題，經(jīng)過羅蘭的許多藝術加工同樣也體現(xiàn)在他的英雄傳記中。

“我為教皇服務，不過是迫不得已的，”米開朗基羅說，“一個教皇死了，另一個教皇即位”。米開朗基羅，自由的米開朗基羅，一輩子只能一個軛換上另一個軛，重新更換主人。尤里烏斯二世，利奧十世，克雷芒七世，保羅三世，保羅四世--他們都先后支配過米開朗基羅的才華……最神圣的和最顯貴的主人們用各種古怪念頭作弄米開朗基羅，交給他一些不符合他心愿的工作，強迫他去畫一些以前沒有完成的所有大型的新作；對他進行誹謗，在他的周圍搞陰謀，想方設法離間他和水平相當?shù)漠嫾胰R奧納多和拉斐爾的關系；用各種挑剔和威脅恐嚇去折磨他，處處替他設置障礙。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認：“他耗費了極大的精力、才華、欣悅的靈感，結(jié)果都徒勞無益！”折磨著他的精神悲劇的主要根源就在這一點上，而不是在人類自古以來的本性上！羅蘭還揭示了這一悲劇的另一個方面。在有關米開朗基羅一書中，表現(xiàn)出了作者高度自發(fā)的歷史主義。他看到了曾被文藝復興時期載入人類史冊的事物--獲得解放、令人歡欣鼓舞的事物；但他也看到了文藝復興時斯的內(nèi)在矛盾。在某種程度上說，羅蘭同托馬斯·曼彼此呼應，羅蘭再現(xiàn)了那個歷史時斯的意大利的氣氛。他著重強調(diào)了人物的善良，描寫米開朗基羅的慈善活動，報道貝多芬令人感動地關心自己放蕩的侄兒（孤兒）--所有這一切今天看來都是天真幼稚的和多愁善感的。可是羅蘭認為仁愛是大藝術家不可缺少的品質(zhì)--不僅在崇高的志向和感情方面，而且在平時的行為方面都是如此，在許多歐洲知識分子認為善于超過一般人，站在“善與惡的另一邊”是藝術家的高尚美德的時代，羅蘭援引了貝多芬的話：“我不知道其他更高的準繩，除了善良之外。”羅蘭選擇作為自己主人公的恰恰是這樣一些偉大人物，即羅蘭能夠通過頌揚他們的強有力的、充滿思想的、焦慮不安的和熱情洋溢的創(chuàng)作去對抗他在自己周圍看到的那種庸俗藝術的偉人。論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這兩本書的悲劇觀點的產(chǎn)生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在于羅蘭想把這些身處逆境的天才同《廣場上的雜?！分匈I賣興旺的商人、洋洋得意的手藝人和歐洲資產(chǎn)階級文壇和藝壇上的居心叵測、玩弄權術的人進行盡可能地鮮明的對比。在這一方面，《名人傳》同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緊密聯(lián)系就特別易于體會了。這種矛盾，尤其理解不了這些矛盾的社會基礎和歷史基礎。

《托爾斯泰傳》同樣是一部態(tài)度嚴肅的作品。這部作品是建立在對托爾斯泰的藝術創(chuàng)作、他的書信和同時代人的回憶文章的詳盡研究的基礎上的。在這一本書里，正如在羅蘭其他的傳記作品里一樣，傾注了巨大勞動，不僅是一個藝術家的勞動，而且是一個研究家的勞動。應該高度評價羅曼·羅蘭的洞察力。在這一本篇幅不大的書中，羅蘭擇取了真正本質(zhì)的東西，向法國讀者提出了托爾斯泰創(chuàng)作個性中所有最重要的方面。若是指責羅蘭，說他在這里非?？陀^地、不加指摘地描繪了托爾斯泰的宗教觀點，不僅再現(xiàn)了他那些自我完善和"博愛"的號召，而且照搬了他對社會主義的抨擊，這都是有根據(jù)的。在這一時期，羅蘭對待"托爾斯泰主義者"的哲學，完全不可能持批判態(tài)度。他對托爾斯泰的優(yōu)缺點作出正確的評價那是很晚以后的事，是在十月革命之后。但是，在自己的人物傳記中，羅蘭以一個藝術家的嗅覺明白了。并且力求指出，在托爾斯泰的思想意識中進行的內(nèi)心斗爭是多么尖銳，多么痛苦；他還力求（其中包括在他對《復活》的分析評論中）指出那種勿抗惡學說對有才華的作家的創(chuàng)作技巧是多么有害：“宗教結(jié)局從整本書中是得不出本質(zhì)上的結(jié)論的。所以，我堅信，不管托爾斯泰怎樣自我表白，他在內(nèi)心深處仍然無法使兩種對抗的因素妥協(xié)：藝術家的真理和宗教信仰者的真理。”藝術家的真理，即現(xiàn)實主義問題，在羅蘭的分析中占據(jù)著中心位置。